全国一一个改革实验区或者成108大后改革突破口

2019-06-07 03:41:32 来源:新浪新闻
记者:姚培硕 来源:新浪新闻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惠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人,但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本身也是上一轮改革的产物,不但已经固化,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因此,要继续推进改革,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

本刊记者/王全宝

11月21日,十八大闭幕不到一周时间,“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在中南海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召开。参会者多为来自各地改革试点省市的负责人。会议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

会议开始前,李克强提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不要照着稿子念”的要求,于是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脱稿汇报了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情况。

“感觉这样的会风很好,大家进行了坦诚的沟通交流,既让中央更深入地了解了地方工作,又让地方充分表达了对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建议。”葛红林事后对媒体说。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李克强一再插问,所问问题之准,之深,之专业,都是官员们手中的汇报材料中所没有的‘现成答案’”,一位常年服务于此的工作人员说,“只会照本宣科的官员,在这里不好混了。”

除了会风改变让与会人士耳目一新之外,此次会议的内容和主题,被舆论解读为“十八大后中南海向外界释放的改革信息”。

在会上,李克强提醒说,下一步的改革,不仅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多方面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这既需要政治勇气和胆识,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

对此,长期研究改革的学者、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认为,全国11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或成为十八大后改革的突破口,改革固化的利益格局是关键。

寻找新思路

“综合配套改革”作为一种改革方式的提出,最早见诸政府文件始于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之后。

截至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国务院已先后批准了浦东新区、滨海新区、重庆市、成都市、武汉市等11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给予试验区改革先行先试权。

按照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万曾炜的理解,所谓“综合配套改革”就是由地方为主选择改革的主题,由国家发改委协调,地方政府及中央部委合作研究改革方案,以此实现改革的进展和突破。

事实上,“综合配套改革”的提出,有其更深远的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直是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样的改革模式,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单兵突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早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认为,无可否认的是,“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国强民富,“但这个身躯并不健康,某个器官功能突出,其他内脏均显薄弱”。

随着改革的深入,“单兵突进”的改革方式弊端尽显,且失败的例子并不鲜见。例如,2003年7月,沈阳市公安部门率先在全国宣布取消暂住证制度。29个月后,2006年沈阳恢复“暂住证”制度。

当年沈阳市公安部门取消暂住证的初衷是:让外地人在沈阳享受市民待遇。但暂住证取消后,相关诸多领域却没有进行相关的配套改革,致使单兵突进的改革搁浅。

“十一五”期间所进行的相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就是旨在改变“单兵突进”改革模式的弊端。

以中央最早批复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海浦东新区为例,200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上海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时要求,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

经过7年的多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万曾炜认为,浦东新区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例如,改革后的新区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到263项,同时承诺做到“行政收费最低,审批事务最少,审批时限最短”。

但万曾炜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一个行政区域内所体现的政府职能,新区政府仅仅是一部分,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相关管理和审批职能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就难以避免出现“下改上不改”的矛盾现象,需要在上下配套方面进行更有深度的探索。

以目前艰难推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例,其涉及财税、社保、国资委管辖的国企等诸多部门,如果要切实推进,必然触及相关利益。为此,万曾炜认为,虽然试点在地方,但各项政策的协调权在国家部委,其中关键政策和体制的改革决定权在中央顶层。

“目前各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改革不能说没有效果,但不尽人意,只能说是有了改进或改良,因为改革是要破除部门利益,但目前固有的利益格局始终没有打破,急需寻找新的思路。”一位不愿具名的改革学者评价说。

固化的利益格局

从1993年到2005年的13年,改革的方式是围绕一个“分”字,着眼大市场的建设,进行集中统一的体制调整。所谓“分”,主要是分税制改革。原来的财政承包制给地方带来的利益比较多,中央财政相对拮据,分税制改革以后这种状况发生根本变化。

万曾炜举例称,如股票、期货、外汇、资金等市场只允许作全国性布点,不可能由各省布点,宏观经济的调控也必须由中央一个主体实施,因此改革的主角从地方切换到中央,改革仍是按条条开展,相关主管部门在该领域的改革深化中扮演主角。“分税制导致财政向上面集中,进而形成了垄断部门和垄断企业”。

万曾炜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认为,原先因为法规真空的原因,改革的障碍要少得多,而且可以在地方或基层大胆闯大胆试,思想解放完全可以落到行动。而现在因为法律法规已基本齐全,改革如果与法规产生冲突,就不是在基层、地方可以擅自去改的。“从我国普遍的立法程序看,政府的主管部门往往是立法的核心主体,负责立法调研及文本起草,相当部分的部门利益已成为法定的归属。例如、海关有自己的‘海关条例’;银行也有自己的法规等不一而足。”

中央党校原教务部副主任、博导侯少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不同,现在各种改革的阻力,主要是既得利益的阻抗,而过去或许比较多的是来自思想认识上的阻力。“因为,没有受到有效规制的权力,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攫取了很大的利益,从而患了改革恐惧症”。

“利益机制已经固化,改革调整需要更高层面决策”。在万曾炜看来,三十多年的改革带来极大的发展,惠及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地方和每一个人,“然而利益的分配毕竟是不均衡的,甚至是不公平的,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机制本身也是上一轮改革的产物,完全合法合规,不但已经固化,而且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再要撼动谈何容易?”

勇气与智慧

对于调整利益格局,李克强说,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

对此,迟福林说,解决存量利益(指固化的利益格局)可能不会一步到位,那么就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比如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打破存量利益创造条件,利益预期是针对现实矛盾提出来的,比如十八大提出“2020年收入倍增计划”,就是给人们一个总体利益预期。

对于目前11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能存在的问题,迟福林建议,应该强化综合配套改革地区与全国顶层设计改革相结合;加强对综改试验区的调查研究、综合指导,目前由国家发改委的一个体改司协调,其指导力度远远不够,应成立一个更高层次的部门来统筹协调综合配套改革。

在会上,李克强最后说,依靠集体智慧和人民的力量,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李克强强调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可以说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侯少文据此认为,现在的改革需要拿出的是更大的勇气,没有对人民和历史负责的精神就不会有勇气。“同时因为改革攻坚克难碰的是利益,所以也就更需要智慧,靠智慧来减少阻力、化解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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